服务业VS制造业：美国的大国兴衰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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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　　根据美国官方的劳工统计局从1948-2013年的统计数据，美国企业非管理层的实际工资在1970年代初就陷入了停滞，此后基本维持于该水平。同时，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上升，增速放缓，形成了以兼职、低福利和低收入为特点的服务业盛行的局面。用低生产率的服务业（包括金融业）取代了高生产率的制造业，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即形成于此。

  　　对此，8月16日美国《华尔街见闻》刊载的金融博客bawerk.net一文《美国经济结构重置引发新一轮危机？》（作者林建建）进一步指出：“由于超发货币以支撑国际消费，美国劳动力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广大的群体在服务业实现就业，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，实质性地创造了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经济”；如果说日本、德国和中国因为制造业强大过分依赖出口，美国则因为过分依赖服务业而导致工资增长缓慢。在这位作者看来，美国不得不经历一场金融危机，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。

  　　根据1944年7月由西方主要国家确立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，美元与黄金挂钩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。这一体系依赖于美国强大的黄金储备和外贸顺差，则外贸顺差依赖于美国二战中形成强大的制造业基础。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，形成了以美元优势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优势。然而，伴随着主要大国的复苏和发展，美国全球优势日益丧失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。此后的美国，不但没有意识到复苏制造业、确保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，反而利用美国在全球的相对优势地位，滥发美元，追求眼前利益，这样，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，美国就业质量指数悬崖式下跌。

  　　美国应当面对现实。如果印度、巴西、中国等国的制造业能如德国、日本这样强势，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将会更加困难。逻辑在于，一旦全球制造业大国比比皆是，复苏起来的美国制造业如何出口、国内有限的内需如何支撑本国的制造业都是大问题。对美国这样一个曾经全球无限风光的超级大国来说，在优势中走向衰退，似乎到了通过改革力挽狂澜的时刻。

  　　可是美国未必具备这种能力。美国经济学家弗莱肯·施泰因和希恩所著的《格林斯潘的泡沫：美国经济灾难的真相》一书，援引格林斯潘从1987-2006年这19年间在议息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和对国会所作的证词，展示了格林斯潘一系列“最具破坏力”的失误。

  　　实际上，格林斯潘一再连任美联储主席，与美国历届总统的支持有关。从里根到老布什、克林顿、小布什政府，即便来自不同的阵营，都对格林斯潘的能力深信不疑。如果说共和党素来支持小政府，对政府的制造业布局充满警惕，民主党则更倾向收税和减少工作时间以讨好美国的工薪阶层，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的优势更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。换而言之，两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某些眼前利益都“依依不舍”，不怎么关注产业转型这个长远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