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制造:富士康和华为我们都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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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0年,郭台铭的“紫禁城”出事了。

   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,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,这些事情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。2010年5 月26日11时许,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又一名男性坠楼身亡。这是富士康2010年以来在深圳厂区发生的连环坠楼事故的第12起。6月2日,富士康总部紧急宣布,全体员工整体薪资上涨30%。随后,公司又下通知,深圳地区新员工三个月考核合格后,标准工资将再次上调66%。珠三角除了富士康,没人开的起这么高的工资。

    结果是,钱并不是万能的,跳楼事件不断上演,5月中旬,富士康在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: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室友的名字,就能拿到1000元奖金,可最后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,最终没有一个人能拿走这笔钱。

    还是在5月,深圳30多度的高温里,每天都会有上千名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排队面试想要走进富士康,他们的理由出奇的简单一致:“工资高,包吃包住”。排队的人里,除了找工作的工人,还有在各地负责招商的政府官员,期待着从富士康的撤退中分得一杯羹。

    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欢迎,腾讯成了新的宠儿,这座先锋城市要产业升级、腾笼换鸟。《南方周末》的实习记者卧底一个月,写了篇《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》,紫禁城一夜之间成了沾满鲜血的廉价代工厂。股东会上,郭台铭对着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无奈地说,“我现在都不敢开电视,因为没有一个台不骂我。”

    跳楼事件余波未了,iPhone 4在6月问世,全年卖出4660万台,富士康是当之无愧的幕后功臣。7月,《财富》杂志公布了当年的“世界500强”名单,富士康排在112位,比微软还要领先三个名次,恰似一种无心的嘲弄。

    华为也在2010年长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,那年4月,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,紧接着,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,海外的收购接连失败。任正非刚刚度过了第二个冬天:经济危机后,公司利润下滑,他们本想卖掉终端公司,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预期的3/4,一气之下,任正非不卖了。

    那年12月,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,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,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,要做到世界第一。随后,华为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机Ascend P1,销量不到100万台。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随后推出,作为华为开启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,Ascend D1频现卡顿、闪退、发热,口碑坍塌。

    2012年年底,任正非送给余承东一架歼-15战斗机模型,意喻“从零起飞”,也代表余承东当年年终奖为零。

    郭台铭宣布涨薪那天,时任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在大洋对岸隔空力挺富士康,他说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,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保,绝不是什么“血汗工厂”。苹果随后宣布,将利润的1%到2%返还给富士康,用于提升工人工资。

    苹果紧跟着被千夫所指,这背后则是手机产业链形态的悄然转变:功能机时代,诺基亚出图纸,代工厂生产,对上拥有议价权、对下压榨供应商。但iPhone跨过了代工厂,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讯精密、舜宇光学、安洁科技这样的供应商,赚惯了差价的代工厂一下掉到了价值链末端,只能挣点微薄的代工费。

    红利吃完了,任正非和郭台铭就这么走到了十字路口,华为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后,不得不开始向科技的皇冠——芯片发起冲击。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劳动力红利,也让“世界工厂”的工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:紫禁城的财富和荣耀,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

    任正非说苹果救了华为,iPhone在2007年后的风靡也倒逼了网络升级,让迟迟等不到应用市场的3G业务大放异彩。更重要的是,iPhone带来了成熟的技术和完整的供应链,顺手给华强北的山寨王国判了死刑,这是华为能够放言“自主、高端”的产业基础。

    2013年2月,华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、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,搭载的依然是那颗“华为芯”K3V2,虽然抢了四核的先,但芯片工艺落后,图形核心另类,负面反馈如潮。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起海思的K3V2,回应绝对是一片骂声。

    随后,Ascend P2、大屏系列Mate和“转型之作”P6陆续发布,芯片还是一如既往的K3V2,差评也是自始至终——有什么办法,毕竟任正非说了,“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,自己做的降落伞自己先跳”。

    任正非不反对用高通的芯片,但他对受制于人始终有种天然的警惕,“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,可能就因为那一个点,让别人卡住,最后死掉。”苹果推出A系列处理器那年,任正非对海思女掌门何庭波说,“(海思)是公司的战略旗帜,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,给你两万人,一定要站起来。”

    郭台铭也在反思,据说12连跳之后,他在深圳工厂冥思苦想90天[11],得出两个结论:富士康还要继续内迁,去人口更多、工资更低的地方;但迟早有一天,百万大军必须换成百万机器人,他们不拿工资、不用吃饭、更不会跳楼。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来,他也不知道。

    他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,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,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、港口和铁路,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——中国制造,无处可去。

    2010年8月,富士康与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,工厂拔地而起,组装线也开始运行,每天能生产 50 万部 iPhone。在贵州,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,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产中心,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。

   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生产成本,大约为 417 美元。其中,属于组装的只有 4.2 美元——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,却也是就业的保障、制造业的基石、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、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。 

    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,“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,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,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。”

    高峰

    2013年9月21日,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手机处理器的消息,网友大呼等了太久,列队欢送“万年K3V2”。之后,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,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“麒麟”(Kirin)。

    第二年6月,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,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,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。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,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.7倍。[5]同年9月,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,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。

    紧跟着,华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骄傲,和“爱国”捆绑在了一起。任正非从来没喜欢过这个说法,他在内部会议上说,“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?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,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学习,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。”

    他也不是个技术狂人,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,“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,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。”等到华为开始做芯片、做手机,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,“一个手机赚30块,这算什么高科技、高水平?苹果年利润500亿、三星400亿,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,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。”

    郭台铭对华为的技术赞许有加,哪怕他跟比亚迪因为专利打过官司,“我们很多同仁被华为挖去申请专利,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。为什么?因为他有远见,专利越多,竞争力就越强。”

    郭台铭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那句“独裁为公”,任正非学IBM、学思科、学微软,每年花大钱请顾问的时候,郭台铭不屑,“顾问是什么?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,告诉你几点钟,再问你收费。”

    2006年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写了一篇《富士康,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,郭台铭勃然大怒,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,索赔3000万人民币。他不喜欢“代工厂”这个称呼,把公司改名成“富士康科技集团”,那年年底,郭台铭说,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,就把这两个字去掉。

    他不遗余力的布道,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:单是电脑的连接器,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;在光通信领域,一个“梯度折射率透镜”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。他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,“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,别人一分钟做五个,我一分钟做十个,就是我技术好,赚的就是技术的钱。”

    只是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,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。2017年国务院举办的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”上,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,不愿意进工厂、上流水线。演讲结束,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,“苗部长,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?”

   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,华为也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二线城市,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,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,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与生活成本,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的优势。

    2017年,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,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“NPU”设计,2018年2月,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5G01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华为5G CPE。

    8月,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,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,性能与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。麒麟980还可与华为的巴龙5G01基带芯片匹配,为5G做好了准备。

    年中,久未露面的任正非开始密集发声——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初现端倪;年将古稀的郭台铭则萌生去意,从他一手建立的工业帝国从容隐退。在他们身后,是中国制造业在30年间竖立起的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,也是一条从低端到高端、覆盖“研发-制造-品牌”的完整产业链,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。

    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:1977年,经济腾飞中的台湾地价一路飞涨,抄底鸿海厂区周边的土地,转手就有大把利润。刚刚让公司扭亏为盈的郭台铭想了半天,还是决定继续做模具。他解释说,“我是个搞工业的,要看长远一点。”

    十多年后,面对如出一辙的狂热,任正非拿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回答,“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,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,所以我们不为所动。”

    尾声

    1983年,第一座生产苹果Macintosh个人电脑的工厂在加利福尼亚落成,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,乔布斯骄傲地说,“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。”28年后,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,宴会上,奥巴马问乔布斯,“需要做什么,才能让iPhone回美国生产?”乔布斯毫不犹豫的回答:“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。”

    乔布斯引以为豪的Macintosh生产线在1992年全部关闭,戴尔、康柏、惠普等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,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。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,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宣告破碎。

    30年间,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,高校毕业的才俊如过江之鲫,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,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人口、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。也只有中国,能够同时容纳华为与富士康两座制造高峰。

   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,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。但归根结底,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师、厂房里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、毫无隐私与尊严的集体宿舍,撑起了物美价廉的“MADE IN CHINA”。

    未来,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、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。但同时,又有什么产业可以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?互联网、金融、还是房地产?

    中国需要华为,中国也需要富士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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